实际上都没等到隔天，宁卫民当天晚上九点就接到了刘洋和陈颂的电话。
准确的说，其实是陈颂专门打来询问工作详情的电话。
他倒不是不信任宁卫民，而是身在异乡，生存需要决定的。
他不能不小心，必须得慎重。
因为他和刘洋不同，他的工作虽然是兼职，却是长期的，有了着落就要辞工，就意味着开弓没有回头箭。
真要搞出什么乌龙来，无论是刘洋传递信息有误，还是宁卫民表达意愿有问题，都是他承受不了的结果。
想象一下，假如新的工作不靠谱，他这边又辞了工，生存平衡立刻就会被打破，到时候哭都来不及。
对此，善解人意的宁卫民自然是能够体谅的。
于是在电话里，宁卫民不但亲口对陈颂重新描述了一遍白天自己对刘洋说过的话，保证给他们的待遇就像他们所理解的那样没问题。
甚至看了看日历，觉得明天自己没有太多事，宁卫民还表示可以开车去帮他们搬家，带他们去看葛饰区的职工宿舍。
如此，陈颂终于算是把心放在了肚子里，在电话里谢了又谢，详细说明了地址，约好了见面时间才挂断了电话。
他的激动和感激甚至有点婆婆妈妈，让宁卫民觉得很是好笑。
不过到了第二天，当真正见了面，宁卫民才理解了他为什么如此。
刘洋和陈颂在北千住的居住地，是个旧式的二层日本民房，仍然是木铁结构的建筑，和“阿巴多”差不多，冬冷夏热。
刘洋和陈颂就住在楼下一个六坪的小木房里。
宁卫民敲响房门，门就开了，开门的是陈颂，矮矮的个子，似曾相识的五官。
但又不像是陈颂。
因为没了宁卫民记忆里的意气风发，甚至眼前这个人，面色和嘴唇都在病态的发白。
宁卫民立刻意识到，恐怕他这幅样子都是熬夜工作使然，每天日夜颠倒，确实是很伤身体的。
这还不算，当他们握手的时候，陈颂的一双手，粗糙的程度更是吓了宁卫民一跳。
他的手就像得了什么皮肤病，一块白，一块红，毛毛糙糙，旧皮没脱净，新皮又长了出来。
“陈颂？真是你，我都不敢认你了。你变多了，还有你的手，怎么伤成这个样子……”
陈颂虽然是以微笑回应的，但这一笑，笑得很勉强，很尴尬，很心酸。
“吓着你了吧？这是他当晚上当保洁员的代价。”
陈颂身后的刘洋越俎代庖的说道，“他那日本老板不是东西，用的洗涤剂、漂白化学药水什么的不合格。而且要求地面和家具一尘不染，很多时候，需要他跪在地上，用手拿布去擦拭。你看他的手，伤得比我天天搬水泥还要严重。”
“怎么没带手套呢？你是搞音乐的，应该好好保护自己的双手才对。”
依旧是刘洋回应，“带手套效率低啊，那个日本人对细节要求到了变态的地步。工作干不完，老板一样要跳脚骂人的。”
这个时候，陈颂已经把门让开，请宁卫民进来了，看到屋子里的行李已经收拾好了，而且行李箱旁，还放着一把国内的红棉吉他。
宁卫民心知这东西一定是陈颂的，想起他的学历和出身东方歌舞团的履历，此时看了看他那一脸惨白和一双伤手，不由一声叹息。
而直到这个时候，陈述才开口，“不用替我难过。起码我已经解脱了。多亏你，我才能逃离苦海。托你的福，我已经辞工了。大恩不言谢，我会珍惜这份工作的，不会让你失望的。”
对比初次相见，那个曾经满怀抱负，总爱抢着说话的他，已经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，又懂得抓住机会感恩和表忠心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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