改革运动，本来就是满途荆棘，艰苦重重。张居正本人又独断专行，排挤异己，用人不当，树敌过多，再加之不能严于律己，束缚家人，因而其结局只能是人走茶凉，人亡政息，不仅身后名誉一落千丈，十年经营也随之付诸东流。
高务实之所以千方百计要保住高拱，首先固然是由于高拱是自己的三伯，只要他能不倒台，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给自己留下雄厚的政治资源，有利于自己将来持续推动隆万大改革，而不涌现张居正和万历那样的师生反目、人亡政息，可这并不是唯一的目标。
高拱固然也有些独断专行，但至少他听得进劝，固然平时看起来性子急，但施政反而很是警惕——这从他对开海通商和推广一条鞭法的都要分步、分区推动就可以看得出来。
另外，前一次高务实向他建议，把处所官升迁的条件与处所经济发展（实际上高务实只提到收税额度，详见本书前文）挂钩，高拱就表现那可能导致小民受剥削过火，于国家稳固或有影响，甚至在高务实提出收税额度和地区稳固同为考核标准后，高拱仍然谨慎的表现需要缓行。
这才是大政治家应当有的大局观和谨慎心。
国家大政不是儿戏，不是自己在家里一揣摩，拍拍脑袋就可以让人奉为圭臬按照履行的。任何一项政策都必须考虑周详，在江南可行的，在江北未必可行；在云南可行的，在辽东未必可行。
所以但凡主持大政，既要有坚定的推动决心，又要有谨慎的推动步骤，在推行的过程中要仔细耐心的创造问题、审阅问题、解决问题，而尽不能是疏忽问题、疏忽问题、掩盖问题，否则问题只会越来越多，越来越无法挽回。
郭朴未必会用高务实这种后代已经证实行之有效的“二分论”辩证思维来审阅张居正，但他并非不懂张居正这种性子的人控制大权的迫害，因此才有这样的态度。
高务实忽然从郭朴这两声“张白圭”中明悟过来：他之所以如此配合、一刻也不肯耽误地随自己回京，心里实在已经批准起复，而目标就是为了限制张居正！
高务实顿时松了口吻，固然郭朴是为了国家大局才批准回京，但那不重要，对于高务实而言，眼下一切的重点只在一条：保高拱，抑居正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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